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发布，针对竞业限制、混同用工、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一解释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
消息发出后，迅速在各个社交平台成为热议话题。对于本就面临困境的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焦虑的情绪蔓延。有人打算降薪，试图提前规避风险。一家义乌箱包厂的老板反复衡量，最终决定关停他开了15年的工厂。
《人民日报》针对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话题发表评论文章，称对政策的误读、对公众的误导，有必要澄清辨明。
立秋以来，浙江的高温并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
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促成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这几年，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左右。
往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花色繁复、种类各异的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企业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企业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将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将《解释二》理解为要实施“全民社保”是片面的。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很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陈平这家义乌小工厂，之前的工人几乎都是“零工”，大多数来源于云贵川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可能这里做几个月就换，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几个月。”陈平说，在此之前，大家维持一种用工默契：工厂包住宿，按件计费，不想做了可以每时每刻结账走人，社保之类的不做缴纳。
这种做法也是当地小工厂的惯例。陈平说，像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三四百人很正常，能解决很多普通人的就业问题，但如果被工人集体举报或者强制补缴社保，对本就面临经营困难的小工厂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像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在6000左右，缴社保肯定要给他降薪，你让工厂老板承担，是一分钱不愿意承担的，因为现在微小工厂赚钱很难。”
他也不愿意承担被举报的风险。“现在员工也是说不要社保呀，宁愿工资到手多一点，可以写保证书，但是谁敢去赌人性呢？”陈平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前车之鉴。朋友是开影楼的，一位摄影师当时和朋友谈好的工资是1万块一个月，不缴社保。做了两年，摄影师辞职了，工资结算很清楚。但过了没多久，朋友收到了律师函，对方告他没给缴纳社保，没给加班费。
作为老板，能在大小工厂林立的义乌维持15年生意，陈平倚仗的能力之一是风险管理。他担心，“现在政策一出，这种（维权的）事情以后会慢慢的多。”
江苏一家无纺布工厂的老板李可选择了更谨慎的做法。他把生意“分”给了工人，尽量缩减亏损，静待复苏时机。
他的工厂主要和医院合作，生产无纺布相关耗材。比如给灭菌器械进行包裹的无纺布制品，确保无菌，供手术室使用。
李可说，在整个行业里，他们所做的产品相对有技术壁垒，一般电商没人做这么多东西，所以相对幸运地避开了行业恶性内卷。但疫情后，医院也在控制成本，不断在找更低价的产品，导致他们的订单被迫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目前，为减少支出，他只留了3个工人。一位是江苏本地人，另外两名是安徽来打工的。他们之前签了传统的劳务合同，计时收费，工资构成是：计时费+饭补+加班费+1000元社保补贴。
了解社保规定的消息后，他找几位工人商量，大家都想维持现状。两个安徽工人是农村户口，在老家缴纳了城镇和乡村居民医保，江苏本地工人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后续社保（企业）必须要缴的话，对于我来说，每个月最多增加1500元的成本，一年也就是接近2万，但作为员工来说，他们少拿了1000补贴，肯定不太愿意。”
李可说，这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在厂子里工作了十来年的，大家都了解厂子的经营情况。两个安徽工人都50多岁了，马上都要抱孙子，“就是想在江苏多赚几年钱，攒一攒给孩子们，年纪大了就回农村，拿农村社保养老就行了。”
现在，他以尽量低亏损的形式维系厂子运转。成本除了人工费，还有1000平厂区房租、水电，全部加起来一年50万左右。由于订单少，他跟员工之间达成了一致，“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外面想办法找订单、报价，基本上以材料成本加上人工成本和5%利润的形式报价，房租成本不计算到产品（价格）里去了”，相当于工人赚人工钱，“我只提供场所和订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之后他打算缩小厂房面积，租一个500平左右的厂房，这样算下来，一年的亏损金额可以维持在10万。
他给自己的底线万。在那之前，无论如何，实体厂子都不能关停，李可说。工厂象征着一种稳定感：只要有设备、有场地，就可以每时每刻接单，就有止亏为盈的机会。“工厂一旦关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后面有新客户或者经济发展形势好转，产品做不出来也麻烦。”
李可说，社保“新规”的消息出来后，“每个工商户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对于他这种和工人比较熟悉的厂子来说，只要不是强制执行，都有余地。但有些小微企业的老板，选择将风险前置，提前规避。他听说有同行重新和员工签署合同，也将工资做了拆分，其中一部分改为社保补贴。因为按照《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约定无需缴纳社保无效，但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能要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就算最后被工人起诉了，“社保补贴”这笔钱还可以要回来。
在县城景区开奶茶加盟店的一位老板说，知道社保“新规”的消息后，她仔细算了下7月的账单：
她说自己目前能想到的应对之策是不再请兼职，再削减一名正式员工，为剩下的3位员工足额缴纳社保，但需要降薪300～500元。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后续扯皮，她打算“快刀斩乱麻”。
不止小微企业老板，低收入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账本。一位在广西做宠物洗护的打工者担心，如果老板真的按“新规”执行，她的月工资2600元，足额缴纳社保自己大概要缴400元，每个月要给上大学的儿子一个月1500元的生活费，自己就只有700块生活了，捉襟见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
●浙江义乌，工人将原材料加工成圣诞用品，准备发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 CFP
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有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福建一家财务公司的会计小梅自8月以来接到了许多客户的咨询电话。大多是当地小企业、小工厂的老板，大家在网上刷短视频看到相关解读后，都很焦虑，问她该怎么去办。一位工厂的中年老板在电话里哭泣，“一直说做不下去了，如果一旦按这个规定去实行的话，那就要注销了，不做了。”
她只能告诉对方，放平心态，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只能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规则）跟他讲明白，确实有这些规定，你们自己该怎么去协调，就是老板自己的事情了。”不过，按照经验，小梅说，这类政策在执行上会考量当地企业经营状况。
当地一些中小规模的鞋厂，几乎都是流动零工，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大部分企业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规定的实际月薪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按照我们这边当地的民情，没办法一板一眼地按照那个东西实行，（不然）企业做不下去。”
小梅公司的主体业务是为当地一些客户企业记账、报税，服务的公司覆盖多个行业，餐饮、制造业、贸易类，很清楚当地企业的经营现状。她说，十几年前，生意好做的时候，社保、医保这一块，当地税务局会依据公司规模强制要求缴纳员工社保。但最近这几年，也没有真的执行下来，因为疫情以来，当地倒闭了很多小企业、小工厂。她们公司的业务量也因此下滑，“很多都不（继续）做了，因为他（客户）公司要注销了。”
针对网络上对政策的一些误读和情绪，《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了评论文章，解释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并重申社保的重要性：不能只算眼前的和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不算长远的和一失万无的风险账。文章提到，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增强社保缴纳刚性约束，确实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但这不是“规避社保”的理由。企业一定格外的重视合规风险，跳出靠不缴社保降成本的灰色地带，在别的方面锻长板、练绝活，才能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小企业的现实经营压力，实打实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克服困难。
8月13日，义乌这家曾经辉煌的箱包厂正式清场了。老板陈平拍了照片留念，心绪复杂。之前热闹的车间变得空空荡荡，70多台缝纫机设备已经全部卖给了二手回收，买来时4000块左右的机器，到了清仓时被狠狠“宰”了一刀，最后一台机器被压到200块钱。现在设备都不好转卖，收二手设备的人说。
去年他给车间装了新的冷风机管道，花了3万多块，现在只能扔掉了，“没人要”。
2010年，陈平36岁，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将工厂开在具有完整产业链，且营商环境和支持力度都很可观的义乌。从一开始只招了4个工人，到发展到100号人，只用了两年时间。“那个时代外贸生意好得很，国内各大批发商业市场也生意火爆”，他记得，那会儿工厂开发出好多新产品，卖给一批批发商，一批再卖给二批，再卖给各地经销商，大家都有钱赚。
但自从一些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起来，中间商没有了，都走电商。行业陷入内卷，“只想着怎么把价格做得更低，怎么偷工减料。”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赢家，陈平说，无论是工厂、电商都没多少利润，客户买到的很多也是垃圾货。当然，外部环境也不好，“即使有些国家进货量巨大，但是价格也压得很低。”
他想念那个线下市场还茂盛生长的年代。长沙高桥大市场、上海光彩大市场，到处都是顾客和生意人，人身处其中，很自然会相信生意以后越做越红火。
但近些年行业内卷，低价博弈，外部环境也频频冲击，关税、国际关系都在影响订单量。今年5月，由于印巴冲突，陈平厂里一批原本该运往印度的箱包无法出货，外贸公司只说让他们等消息，最后陈平只能低价转卖。社保的消息，让他有机会平静下来，仔细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关停工厂。
目前，他和剩下的几位工人打算将剩下的产品搬到租的小仓库去，等这批货慢慢清掉，这家做了15年的工厂就算彻底告别了。
陈平说，自己虽然有点感慨，但并不遗憾。十几年来，他勤奋努力，也赚到了一些钱，在义乌和老家各买了房子，安顿下来。现在关停后，整个人倒是轻松多了。
至于未来的计划，他还没有太清晰。陈平目前的想法是，做个一人公司。“找两个年龄50多岁已经退休的人员做工”，这样即使“新规”落地执行，也可以避开缴纳社保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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